天子虽然因北方之风起,而感忧虑,但并不影响大汉朝廷的正常运行,反倒因为自上而下的压力,使得朝政的执行效率,提高了不少。
春耕基本结束,大汉的备战也在加快,河渠仍在疏浚,沿运河一线的数十座粮仓也在低调转运、囤积。东京的军器作坊,也在全力开动,打造兵甲。民间的纺织作坊,在兵部授意之下,开始大造鞋袍被服。
两司禁军的高级将领们,也被派下了特殊任务,河北抗辽作战,只给了个论题,题材不限,文体不限,但被点名的人都需要给枢密副使郑仁诲提交一份“答卷”,有见地者,则能上呈御案,由刘承祐亲阅。
两司禁军,也在各军将校指挥的率领下,加强了训练,尤其是实战操训,除了作战技巧的磨砺之外,行军、扎营、涉渡,都在演戏之列。
最紧张的,要属水师靖江军了,在向训的统帅下,分为数支于黄河、汴水之上操练。淮南水域的水文情况,虽然与中原有异,但是刘承祐给大汉水师的要求本就不高,只需掩护后方即可。
如真与契丹进行大战,那么水军刘承祐一样需要动用的。在隔断河渡,限制契丹骑兵的活动范围上,水军或能出奇效。刘承祐对水军的投入,也是存了两手准备的想法。
而在皇帝严令,与朝廷相关司署投入大量人物力之后,针对于契丹局势的调查与刺探,总归是有所收获。
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可作大胆判断,契丹国内,皇帝耶律阮与宗室及诸部贵族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,这两年虽未有之前那般大的叛乱,但是小乱不断,且就如悄然集聚的旋风一般,只待爆发的一日。
耶律阮比起辽太宗耶律德光或有差距,但也算不得庸主,大抵是也察觉到了国内隐伏的那股暗涌,耶律阮方才会打算借助战争转移国内矛盾,借机稳固政权,同时实现自己南侵的野心,可谓一举三得。
而耶律阮叫嚣着,要统军南下攻汉,雪栾城之耻,复夺幽燕、河北乃至中原,类似的言论已非一日了。
自去岁秋末起,耶律阮就派了当初助他夺位的心腹大臣南枢密使耶律安抟南下,今春以来的密集袭扰,便是耶律安抟的手笔。此人,基本可以肯定,就是替辽主耶律阮来打前站的。
北边的消息陆续传来,北汉君臣的庙算也不停的计较之中,对于北方的形势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
王朴甚至断言,以契丹国内的情势,不需外力,其必不战自乱,这大抵是战略家的眼光吧。
但也正是如此,契丹南侵的可能性则大大加强了,当殿之上,王朴满心不甘地向刘承祐建议,必须要暂缓淮南战略,积极备战河北,以应对契丹入侵。
即便早就有此心理准备,刘承祐心中仍旧产生了巨大的不甘,无奈下令,战略转向。当然,战略方向的转移,并不影响底下的备战,只是侧重不同罢了。
即便如此,刘承祐心里仍旧保存着一点念想。甚至于,否决了有些将校提出的,先发制人的打算。不似淮南战略的隐蔽,始终藏着掖着,局限于大汉少数高层及天子近臣之间的流传,针对契丹的御备,可谓朝野尽知。
在北汉无奈顾及北方之时,在大汉南方,同样是风波乍起。
首说湖南,伪楚王马希萼篡位之后,除保留最后一丝理智向南唐称臣之外,便志得意满,骄矜难抑。
思旧怨,杀戮无度,昼夜纵酒荒淫,湖南军政之事,悉委于其胞弟马希崇。马希崇也是个才德浅薄之辈,政刑紊乱,用人唯私。派军搜刮民财,用以犒赏有功之士,将士犹以不均而怨愤。
及至乾祐四年春,随同马希萼南下的朗州官兵,也渐离心离德。有家奴谢彦颙,容貌俊俏,受宠于马希萼,以之与妻妾杂坐,王府有宴,亦以其人居军将之上,诸将皆以为耻。
马希萼又多亏待旧部,在去岁进攻长沙之时,有大火焚损王府,以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、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余人缮补之,执役甚劳,而无犒赏。以致官兵之间,怨愤滋生,人心动荡。
将亡之国,乱象横生,马氏兄弟得湖南之地不过四月,已然军心民心尽丧。
就在三月壬申(十一),王逵与周行逢率所部将士,持兵执戈,逃归朗州。马希萼宿醉醒来方才得知,即遣指挥使唐师翥将千余兵卒追之,为王、周二人伏击而溃败,仅以身免。
王逵与周行逢占了朗州,即奉马氏血脉马光惠为节度使,后派人北上联络澧州,请称臣于北汉。防御使曹胤即上报东京,刘承祐诏允。
湖南的局势,随着王逵与周行逢的叛逃,脆弱的“安宁”便已宣告结束。
面对这等危险的局面,马希萼基本是后知后觉,反应迟钝,比起起兵造反夺位,治国理政,处理复杂局面,对于马希萼而言,着实是太过为难他了。
下属背反,占据老巢,小败一场,马希萼就没办法了,竟然选择向南唐求告,希望李璟能帮忙解决叛逆。当然,不是马希萼完全蠢到那个地步,只是因为他对长沙楚军的掌控已然脆弱到一个危险的地步,如强行发兵,只怕不用到朗州,兵将大概率会倒戈相向。
而马希萼不知道的是,他所期望的南唐,已然对湖南之地,磨刀霍霍了。他派到金陵入贡的使者刘光辅,也早将他与湖南的真实情况卖了个干净,并且力劝唐主李璟发兵取湖南。
南唐君臣对于湖南的吞并计划,已然正式进入落实阶段。从季春起,南唐大批的粮饷军械,向西、南输送,屯于鄂州及洪州。兵马也一样,暗中调动,屯于两州。
北面以老将何敬洙为武昌节度使,屯鄂州;南面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,屯袁州。意图很明显,南北两路并举,潜图进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