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羊平,位于榆林道腹地,属夏州治下,去州城约百二十里,处沙漠边缘,以沙滩梁地为主,辅以周遭大量的水泊,因而成为了党项族一大聚居地。
而以黄羊平为中心的党项部族,乃是野利部,这是党项大部。溯党项之源,在过去几百年间,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内迁,先是吐蕃崛起,迫于唐蕃相争,徙至秦陇一带,后是安史之乱,吐蕃入据秦陇,再度东移,长居夏绥灵庆延,待唐末,随着拓跋李氏的崛起,彻底成为西北一方豪强藩镇。
在党项人的变迁之中,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联盟,居庆州陇山之东以拓跋部为主的“东山部”,居灵、盐、庆州地区的“平夏部”,还有便是以野利部为主的“六府部”。
当然,随着大汉的崛起,汉军汉民的强势回归,原本的世界线被彻底打乱,党项人崛起的进程也被彻底打断,如今的党项部族,被朝廷拆分得支离破碎,上层权贵被严厉打压控制,下层部民也被分散迁置,二十年间,足有不下十万的党项人,被外迁安置在山阳、燕山、安东乃至他们的源地。
然而,这些动作,终究只是治标,未达根本,夏绥地区的党项人,依旧以大小部落聚居的形式存在,上层首领酋长的影响虽然被尽力消除,但仍旧残留有巨大影响。
而随着朝廷越发严厉的民族政策,民族矛盾也在不断加深,党项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,至开宝二十一年,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。
朝廷或者说刘皇帝的初衷还是好的,想要实现对党项人的同化吸收,彻底解决西北党项问题,维护政权稳定。政策上的强制与严厉,或许带有刘皇帝鲜明的个人风格,但不强硬,根本无法推行。
只不过,很多政策出现问题,往往就在执行层面,榆林道这边,也是如此。想要实现民族同化的目标,最好是要做到文化消灭与建立新的文化认同,中枢也降下指令,让榆林地方官府在党项人中推行汉字、汉话、汉服、汉礼。
然而,想法是好的,只是有些现实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。要切实推行朝廷制定的那些政策,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但这些都是地方官府所稀缺的,即便朝廷有些政策的优惠以及相应财款的调拨,但针对几十万党项人,仍显杯水车薪。
再就是,地方上的官员,也有畏难情绪,更有懒政心理,还不乏贪污腐败,这同样給执行层面增加了阻碍与难度。
不过,朝廷权威正盛的当下,对于来自京师的政策方针,也不敢公然违背,因此,做则做矣,做不做得到便是另外一回事。
这样的情况下,对于朝廷的那些政策,地方官府也是有选择地推进执行,硬的一方面,是简单粗暴,照章办事,软的一方面,则怠慢其事,甚至刻意忽略。
比如对其首领权贵的打压,官府很卖力,因为能在那些党项首领身上挖出财富,获取利益。比如对其部族的打乱外迁,同样执行得很到位,不服从的出兵镇压即可,外迁出境后,就是其他地方的事情。
而没有外迁的党项人,也根据朝廷的要求,进行了拆分重组,但也只是进行一些不得人心的人员变动,对其聚居形式、生活习俗并没有什么改变。
初期,不得不尽力,还有监督,具备一定的约束力,到后面,除了重要城邑周边,其余广地区,其改化革新、移风易俗,基本就处于放任状态。
至于建立学校,教习党项儿童汉字汉话,也只是在城镇以内,像遣专人到党项人聚居点教学,同样也只有零星几个点,装装样子,应付检查罢了。
出现这样的情况,主观原因是地方官僚们执行迟误推诿,客观原因,则是地方上缺少读书人,即便有,没有人愿意到党项聚落中去燃烧自己,贡献学问。
由于各方面的原因,到开宝二十一年,朝廷过去制定的多项民族同化政策,在执行不到十年之后,就基本宣布失败了,尤其在榆林地区,更是流于形式,只剩一个空架子了。
当然,也不是没有成功的,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,比如已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,驯化很顺利,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。
榆林地区,自然有其特殊性,地域的特殊,以及民族的特殊。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,决策层有责任,执行层也要背大锅,当然,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。
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,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,实则也不是很接受。
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,按照很多人的想法,对于这些内附胡族,既有先例可循,行羁縻政策,分而治之即可,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,徒惹是非。
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,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,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,实在是不得人心。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,他们要的就是安定,任上不出乱子即可,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,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,他们是来做官的,不是来坐火炉子的。
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,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,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,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,出了乱子,都不得幸免,何况其他外臣。
不过,官僚们警醒的,乃是不能再出乱子,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,为此,一些当地官员,甚至不惜捂盖子,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。在他们看来,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,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,大家相安无事。
当然,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,也有尽心王事,积极作为的,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,都失之僵硬,同样为了减少麻烦,好搞一刀切,强硬、强势以至无理。
还有更为过分的,那就是一些官员、将校,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,从中牟利,肆意奴役、侵犯党项部民,榨取他们的财富。
形形色色,乱象纷呈,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,当地的形势,已然十分糜烂,党项人怨声载道,矛盾不断激化,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,就像一堆干柴,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。
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,地方的官僚,徙边的汉民豪强,也是矛盾重重,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,人心混乱思变。
对于地方上的情况,朝廷不是一无所觉,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,还是武德司的奏报,都有示警的意思。
然而,毕竟隔得远,不论是留皇帝,还是政事堂的宰臣,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。思及乾祐时代,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,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,大叛乱都有,榆林道所谓的不稳,又能严重到哪里去?
直到去年,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,鸣沙匪的现形,对于西北治安乱象,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,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,收获虽丰,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,并没有根治。
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,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,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。
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,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,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,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。
毫无疑问,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。当然,这颗火苗的影响,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,甚至显得脆弱,毕竟,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,哪怕满腹怨言,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,正面对抗朝廷。
但同样的,蠢蠢欲动之势,也不可避免,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,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。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,远遁戈壁的过程中,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。
比如野利部,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,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,甚至,都不需要什么证据,完全可以断定,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。
因而,在过去的半年中,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,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,让野利部众,相互举报,报则有赏,同时,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,戒严排查,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,有了中枢背书,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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